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我是北大穷学生

字体大小:[日期:2009-01-29]阅读:

导读:我是北大穷学生-我常常回忆起我初入北大的情景。 1999年高考,我考了县里的文科状元,被北大中文系录取,我成为了母校建校六十年来第一位被北大录取的学-成长故事


    我常常回忆起我初入北大的情景。


  1999年高考,我考了县里的文科状元,被北大中文系录取,我成为了母校建校六十年来第一位被北大录取的学生。1999年9月4日的早晨,日如薄纱,我和父亲在北京站下了火车,没有目的地顺着人群走出车站。父子俩坐着绿皮火车,挤了十六个小时,从一片天大地大的皖北平原,来到了这高楼大厦之中,疲惫到了极点,同时又对自己格格不入的装束感到很不安。我记得很清楚,那天我上身穿着一件长袖的白色衬衣,上面沾满了灰尘,领口黑黑的一层;下面是一件褐色起毛的休闲裤,有些短,把人吊着;脚上是一双劣质的黄皮鞋。最让我放不下心的倒不是穿着如何,我所担心的是手中拎着的那个塑料行李箱,那是我临出发前在集市上花四十五元买的,因质量不好,在离家不到十里路的距离,就完全裂开,我父亲不知从哪里弄来几段零碎的绳子把它紧紧捆住.里面的衣服从裂开的缝隙中拼命往外挤,我担心的就是它随时都有炸开的可能。


  那时北大的文科生一年级的时候是要到昌平校区的,校车拉着我们父子直接开到了昌平西郊偏僻的园区。经济上不允许父亲在学校逗留很长时间,父亲必须要当天赶回去。一下车,父子两人就赶紧忙着报到,买被褥,买生活用品。买完东西,父亲留下了回去的车费,把剩下的钱全给了我,有三百多块钱。中午,父子俩在食堂吃了顿饭,觉得饭菜很贵,也没舍得要什么菜,那算是我父亲来北京吃的第一顿饭了。下午,父亲要乘车去火车站。我们父子俩站在园区的那片槐树林里等校车。等车的时候,父亲说你不要不舍得花钱,该买的东西买,该添置的添置,又说了一阵诸如照顾自己,不要想家之类的话。接着我和父亲便陷入沉默。沉默了一段时间后,父亲慢慢地转过身去,望着那长满野草的球场,和球场远处的树林。我看见他抬起手去擦自己的眼睛,过了半天,等他转过头来再看我,我发现他眼睛里依然残存着晶莹的泪滴。一阵悲伤的情绪从我心中不可抑制地涌出,说来好笑,那时我差点说出一句话:“爸,我想跟你一起回去。”


  几年后,我在《鲁豫有约》节目录制现场,重新回忆到这个父子分别的场景,还是忍不住辛酸落泪。我知道当时我父亲为何落泪,在所有的学生里我显得那么弱小,穿的不像样,买的东西也都是最简单的。他走后,摆在我面前的是一个茫茫未知的大学生活,而所有的生活费只是那微不足道的三百多元。


  后来我堂兄写信给我,说我父亲是第二天下午赶到家的,那天正好是我堂兄考上安徽农业大学摆酒请客的日子,包了一场露天电影,放映员反复提到我们兄弟二人的名字。我父亲风尘仆仆地赶到酒桌上,众人端起酒杯,等我父亲说话。堂兄说,所有的人都用期盼的眼神看着父亲,他们都在等着父亲讲讲伟大首都北京,讲讲千里之外风光的我。父亲还未开口,已经眼泪婆娑。他喝了杯酒,说了一句:“我们家的孩子在那里是最穷的一个,让他在那里受罪了。”之后,泣不成声。


  父亲走后的一个多月,我是靠着那三百多块钱过活的。


  吃的很简单,晚上的夜宵是晚饭时从食堂买的一个馒头,简单但过得有滋有味,我像其他同学一样享受着自己的大学。每天早晨早早起来到操场上读英语,上下午上课,晚上看看杂书,有时也和别人打打乒乓球。没有课的下午,我和球友们一起去踢球,踢得满身大汗.我还记得新生杯上的第一个球是我踢进去的,我兴奋得满场狂奔。为何能这么高兴,这么快乐,说句实话,我思想上没有多么深刻,像有些人说的那样,看淡苦难,看淡贫穷,然后超越。风雨过后是彩虹之类的,我是惯了。我幸福地过着自己的大学生活,不是逃避,不去让人对自己的生活有怜惜之感,或者说我对于这些富与贫,乐与苦根本一无所知,无知者无畏。身上只有三百多块钱,买书,买生活用品,吃饭,洗澡,穿衣,诸如种种花销,对此我倒没有什么过于拘束之感,少一分如何。多一分又如何?有些时候,井底之蛙也是幸福的。


  不久,母亲写来一封信,错别字连篇,后来我还拿此封信,对我母亲说,真看不出,你还上过高中。母亲笑着说,那么多年了,能记得这么多字,已经不错了。母亲在那封信里说,她想跟着建筑队出去,给人家做饭,一个月有五六百块。那封信让我十分难受和不安。我赶紧写信给母亲,说你要真去了,我就不上这学了。母亲身体不好,怎么可能做这种粗活呢?随后,我坐车来到北大的本部燕园,在家教公司找了一份家教,每周六教三个小时,共一百块钱。这意味着我每月有四百元的收入,我赶紧写信给家里人说我找到了兼职,生活不太紧张了。这份家教是我大学里的第一份兼职,我付出了很多。每周六一大早就要坐校车往燕园赶,再从燕园坐车去西直门,走一段路,到学生家上课,中午到,在附近吃点饭,上一下午的课。回校区的校车赶不上,只能从西直门坐27路,倒345,坐了345到昌平,再坐小公共到南口,从南口到校区是一段林阴路,我从小公共下来之后,天基本上黑透了,我要摸黑走四里路,两边全是果园庄稼地,路上只有我一个人,每次看到校区门口的红灯笼,我眼都有点模糊,那种疲惫后的熟悉让我感到一阵阵强烈的温暖。我现在还记得自己第一次拿到一百块钱的补课费,是多么的高兴,在西直门复杂的立交桥上,我找不到北,一半是因为实在复杂,找不到27路车站,一半是兴奋得只顾着走了。


  回到燕园后,我有了自己第一份不错的工作,帮一家文化公司写畅销书。最悲惨的赶稿,是一周之内我们三个人需要写十八万字。我那一星期,除了上课,所有的时间都在写稿子上。那时不像现在,有电脑,一切都是手写,稿纸一沓一沓地写完,再一沓一沓地买。白天写不完,晚上搬个板凳在楼道里写,六天的时间,我写了八万字,拿到了一笔一千八百块的预付金。这笔“巨款”让我兴奋异常,那时手已酸痛得几乎拿不起筷子。


  慢慢地我对这种坐在屋里不出去就可以忙活的兼职情有独钟。从那以后,我退掉家教,开始给自己更多的时间和精力,用在看书上,用在学习上,用在享受着我的北大生活上。我对于很多课程有浓厚的兴趣,上一门《东方文明史》的课,对楔形文字的起源感兴趣,北大图书馆查不到,我跑到国家图书馆去查。后来写一篇论文,交给老师,老师评价很高。上白巍老师的《中国美术史》,我特意跑到故宫去看画展,跑到军事博物馆里看中国油画展,查资料,写论文。是的,我像北大其他学生一样,在学习,在努力,在收获,只是我的方式跟别人的方式不太一样。我开始学着写一些自己想写的东西,大二时我的第一篇小说发表。我努力学习,每次期末考试前一个月都不怎么睡,背诵,查资料,困了,咖啡粉直接倒在嘴里。早晨考试,买带冰的矿泉水让自己清醒。我拿过奖学金,评过标兵,体育也获得了奖,也获得了北大优秀共产党员的称号,我知道我的努力没有白费。


  大三时,一位央视的编导来中文系男生宿舍找兼职,我当时是班委里的人,给她介绍了几位同学。她不满意,让我去试试。我带着浓厚的好奇心去了,那天恰好遇到了2002年北京那场恐怖的突如其来的大雪。我下午六点从北大南门出发,坐车去北三环的静安庄,平时四十分钟的路,我到晚上十二点半才赶到。整个马路上都是车,都是人。我们是推着车往前走的,从人大一直推到了静安庄。那天夜晚的北京城是混乱而又有秩序的。等我凌晨三点半从编导家里谈完出来的时候,马路上的车已经可以开动了。谈的不错,之后,我开始在央视十套、四套几个栏目做文案的写作和策划,几位接触到的电视人对我评价不错,收入也还可以。后来,我对文案写作已经很熟悉了,干起活来也如鱼得水,我决定退出来不干。这个决定大大出乎了编导的意料。她挽留我,我笑着说:我还想做些别的。


  从大二下学期,我不再向家里要钱;大兰下学期,我开始帮姐姐支付一部分的生活费和学费。在北大读研究生时,我开始写剧本。妹妹去上大学,上的是第三批录取的本科,家里打电话来说学费很高。我说没事,让她去吧,有我呢!暑假我送妹妹去上学.前后给她交了一万七千块,给了她留下三千块钱生活费,我说当年我是三百块开始我的北大生活的,你比我幸福多了。我从长春回来的路上,妹妹给我发来短信,她说:“哥哥,谢谢你,为我做了这么多,我会努力的。”我给她回短信说:“哥这么做,是因为有条件才这么做的,我只想让你好好享受你的大学,就像当年我在北大读本科时那样。”


  是的,这就是北大的生活:它让我感激,让我留恋。这里不会因为贫穷而让你止步不前,我的两位好朋友,家境很好。现在一个去美国读书,一个去新华社工作,再聚一起,依然笑声不断。我们没有隔阂,我们谈论的是快乐和幸福,也不会因为你困苦对你照顾有加,一切需要你自己去实践。一路走来,你会发现你所走的那些路,看去那么平坦,可每走一步,其实却是那么艰难:这里是北京,这里是北大,这里有无数的年轻人,这里有无数的脚步。他们来来往往,有过陌生和熟悉,有过泪水和笑脸,有过朋友和敌人,有过丑陋和美丽。但当你真的把其中一个脚印放到镜头前,放大,放成八寸,放成十二寸,放成毕业相一样大的二十寸。你从中发现的是基于你自己身上的一种坚韧和力量,更重要的是,从那个脚印里我们欣然发现了自己那些悄悄遗忘的微笑和幸福!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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